弘扬民族精神是刻画的灵魂所在，这条线始终贯穿在创作过程中，为此对面中的各种安排局都进行反复揣摩、推敲，甚至进行多次大小不同的反复。初稿中确定中日双方在画面中的位置，只是盲目地简单按能看到、能画到，双方军人服饰、佩带的角度出发来定位，结果形成日方在左，中方在右(以面对画面为准)的局面。后经老同志的点拨，遵循“左为上，右为下”的中国习俗来确定双方位置，忍痛割爱，当即将已画成的草图废了，调换位置，重新结构画面。

    《公元》属历史题材的作品，她所表达的内容是极其严肃的重大事件，通过正面的纪实手法来表现这一重大事件，是唯一可取之道。围绕该画面纪实性创作风格，凭借众多的第一手历史资料，对画中出现的所有艺术形象都——作了研究。我感到这幅画的创作过程是那样的充实，对画面中各种形象处理是那样自信。对于后人反映这一事件的人物，人物位置，原件复制中的错误，从这幅画中能得到很好的更正。如：南京博物院和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所复制的受降席和投降席的桌布边的颜色运用就有误。它的颜色应遵照中华民族国旗的颜色来确定：蓝、白、红，而不是那样概念地定为蓝、白、蓝。蓝、白、红也是当年受降大典会场布置所运用的颜色，画中的日军代表的皮靴清晰可见。必须明确描绘，我从黑白的历史照片中分析出惟独日军参谋总长小林浅三郎穿得皮靴为棕色(后在一本介绍日军服饰的权威性的资料里得到证实)。再有，从照片上模糊地感到日军皮靴上有骑马用的“马刺”(其海军因不穿皮靴除外)。为搞清这一时期日军皮靴的沿革。翻阅了受降内容以外的资料，结果在平时积累的《爱新觉罗?溥仪画传》的画册中得到大量的佐证。日本在轴心国中属国力较弱，军队的机械化程度不高、封建军国主义色彩很浓，陆军高级将领在战场上都普遍骑马行军，用“马刺”。至于日军服装的样式、军衔领章、勋表及其钉缀的位置；中方军人的服饰、领章、“中正剑”的佩挂、受降大典时特有的臂草标记，都一一作了考证。有的还亲手将其制成道具供绘制使用。经过一番努力，受益匪浅。同时发现现在人们在创作反映这一时期的艺术作品，特别是影视作品时，在历史真实性的形象表述方面误差是那样之大，甚至洋相百出，很不严谨。我鄙视这些对历史不负责任，不严谨的艺术作品。

    经过二年多的制作，在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五十周年(1995年)之际，停笔完成。由于众所周知的政治原因《日落》没能展出和发表，这方面我有思想准备，但觉得并非坏事。利用几年的空挡，我进行了一番冷静的思考，同时征求了有关人士的意见。包括请到曾经亲历受降大典的南京政协委员，九十多岁高龄的王楚英老人。经过这一“冷战”时期的内部观摩，我感觉到了《日落》的许多不足之处，产生了重新再画一稿的革命干劲。这就出现了第一稿和第二稿——《日落》和《公元》之别。顺便谈谈二稿题目区分的想法。为了使作品更具有历史的瞬间感，用年号时间来标题最合适，到考虑第二稿时；将一稿中“日落”两个带贬义之词去掉，同时改阿拉伯小写年号时间为中文大写年号时间，求得公正、客观、庄严的历史真实性。《公元》在《口落》的基础上加大了画幅尺度，由原来的3.15m×2.15m扩为6m×22m画中背景建筑所取的高度下压，加大了人物在画中占用面积的比例，增强了视觉冲击力。一位画家曾劝我把人物画到接近真人的比例。遗憾哪！没有那样大的画室供我制作，要不然，就成了中国的《拿破仑加冕》了。《公元》于1998年春节重新起稿，年底上画布。在这一稿制作前后我有幸二次去欧洲博物馆“朝圣”，这对重新制作，提高作品品位是一个不可多得的机会。同《日落》制作的比较，《公元》制作中的重点主要集中围绕怎样更好地进行画面整体力度展现的把握上和人物个性、人物场景微妙关系准确体现上。如果《日落》是在激情中完成的，那么《公元》是在冷静、平和的心态中再创作的。

    十余年的创作经历使我增长了不少见识，改革开放后的政治环境和军区良好的创作硬件给了我从事这一题材创作的可能性。但关键我感谢中华民族历史上这一光辉瞬间给我心灵的震撼，从而促成我的“十年磨一剑”的毅力，完成《公元一千九百四十五年九月九日时》。